台灣的「醫病關係」

作者：賴其萬

原載於2002.01.18自由廣場

三年前回國時，心裡已有所準備，台灣的醫病關係與我在美國

所習慣的一定有所不同。三年下來，感觸良多。

記得在慈濟醫院剛開始看門診時，所開的是教學門診，一個早上只看六，七個病人，而在徵得病人的同意下，一邊詳細看病，一邊就病人所呈現的症狀與檢查所發現的徵候與醫學系學生一起討論。有一次在外面候診的病人很大聲的講：「裡面的醫生大概是不會看病，所以看這麼慢。」可是輪到他看病時，在我詳細檢查解說以後，他意猶未盡，說些阿諛的話，又問一些他母親、他太太的問題，希望得到一些不看病也可以替家人拿藥的好處。這種人在別人看病時非常不耐煩，但輪到自己時，卻不顧其他等候的病人的權益。還有，曾經有個病人在門診問我一個有關某藥物的問題，由於我不太熟悉此藥，所以我很自然地回答他：「讓我查查書」。

但就在我隨手拿起手邊的藥典來翻時，這個病人居然非常無禮的說：「我以為你是個有經驗的大教授，所以我才來看你，想不到你還需要查書。」在美國相同的情況下我曾經得到的反應卻是：「賴教授，真不好意思，以你這樣的地位還要為了我去查書，實在非常感激」。

最近發生的一樁事更使我沮喪到非把它寫出來，心中就無法平息。這事發生在幾個月前我由花蓮搬回台北，在和信醫院所遇到的一個病人。這病人是由他哥哥陪同一起來看病，病人的主訴是他右邊臉部感到麻麻的，很不舒服。病人自訴這是因為背痛、頸痛而找「拳頭師傅」治療之後引起的。經詳細的神經學檢查後，只發現他右邊的顏面感覺有點鈍，有可能是三叉神經出了問題，而其他檢查全部正常。當時他一口咬定這是「拳頭師傅」在他頸部「下功夫」以後才開始注意到這症狀，所以我建議他作「核磁共振」檢查，確定腦幹部位有否病變，並特別加作核磁血管顯影，以確定他會不會像是我在美國看過幾個chiropracter替病人頸部按摩，而引起頸部脊椎動脈阻塞的病例。我與病人以及他兄長詳細解釋這些診斷的可能性以後，病人的哥哥要求我開一些「補腦的藥」，我很誠懇的向他們解釋，由於尚未查明真正病因之前，用藥有時反而會混淆病情，而無法真正看出疾病的演變，更何況醫學上並沒有真正證明有效的「補腦的藥」。由於病人說他的臉部只是「麻麻的」而不是真正的「痛」，所以我也不願不分青紅皂白地就給病人開止痛藥。一個星期以後，病人回來複診，我發現核磁共振並未顯示頸部動脈有問題，但右側的海綿竇（cavernous sinus）卻顯現有些異常，看來也許是長了瘤，而且鼻咽部份也似乎有點腫脹，所以當天立即安排了耳鼻喉科檢查，結果初步看來並沒有鼻咽癌的現象。為了安全起見，我又安排了不同角度的大腦斷層檢查，以確認右側的海綿竇的病變。沒想到下次的複診時間他就沒再出現，而且一追查起來，發現他並沒有接受我所安排的進一步檢查。

我心裡想，雖然上次門診我曾用Ｘ光片詳細與他們解釋我懷疑的海綿竇的問題，但如果這病人到其他醫院看病，而沒有主動告訴醫生他在和信醫院檢查出來的結果，可能會延誤其治療的時機。所以我當天下午就主動打電話給病人，當時病人不在家，電話是由其母親接聽。病人母親抱怨痛得要死，醫生還不給他開藥，所以他很不滿意而不再回來看我。我在電話中與之詳細解釋，她兒子在門診時，再三跟我表示他的臉是麻而不是痛，而我們事實上也沒有什麼治療「麻」的藥，但更重要的是要查出病因。她似懂非懂，而我也就無法再做進一步的溝通。但左思右想，我還是心裡不安，於是在同事的建議下，我就請醫院社工同仁幫忙，再與家屬及病人設法聯繫。後來在社服室邱主任與家人的溝通下，獲知病人目前在桃園某醫院就診，家屬也同意我與這醫師連絡他的病情，也給了我們他在該醫院的病歷號碼與主治醫師的名字。之後我們就主動地與這位耳鼻喉科醫師的辦公室聯繫，很高興這位醫師不久就調出這位病人的病歷而回我的電話，他詳細跟我解釋這病人的情形。非常令我訝異的，這位病人在第一次看我之前，已經看過這位醫師好幾次，而且在第一次看我的三天前還做了「切片」，證明在鼻咽部位有慢性發炎的現象，並且從鼻竇抽出相當多的膿水。這位醫師相當不解，病人為何又跑到和信來看我們，而我更不解為什麼他來看我時，竟然對他最近這麼重要的醫療訊息隻字未提。我告訴這位醫師我之所以急著想與這病人的醫師聯絡，是因為我擔心如果這病人一直在換醫生的話，可能我們在和信醫院所發現的「核磁共振」的異常結果會被忽略掉，而延誤了他的診斷治療。這位醫師也很訝異這病人都沒對他提到在和信醫院作過核磁共振的檢查。但他說，這病人倒是有告訴他，他幾天前才在林口某大醫院作了「核磁共振」檢查，「醫生並沒說什麼」，所以他也就不以為意，今天一聽我這麼說，他說他一定會再與林口這大醫院聯絡，以確定病情。

幾天後，病人的哥哥打電話說，桃園的這位醫師已幫他弟弟安排「給林口的某大醫院的醫師開刀」，所以他們今天都請了假要去看這醫師。但他們剛剛才發現這醫師的門診是排在晚上，覺得已經請了假，既然我那麼關心他弟弟，而今天早上我又有門診，那他就乾脆帶他來和信醫院看病，也就在這兒開刀算了。這種態度讓我感到非常氣憤而無法接受。

想想這位耳鼻喉科醫生在與我相談後，一定也花了不少時間與那某大醫院查驗結果，而後才安排他到某大醫院繼續追蹤。這位病人家屬卻只因為「不方便」，或「已經請了假，白天也沒什麼事可做」，就想改來我的門診。台灣有些病人「四處求醫」而「重複相同的檢查」，「不必要地浪費醫療資源」，但卻忘了「告訴醫生正確的病史」、「與醫生合作」等病人應盡的基本義務。這種「一直再換醫生」、「藥開得越多越是好醫生」、「細心的看病診斷，但如果沒有開藥打針，就不算看病」、「健保的藥吃不到一兩次就丟到垃圾桶」、「動不動就要求打針」的態度，不知浪費了多少醫療的人力、物力的資源。對於複雜的病情，醫師單方面苦心地抽絲剝繭，想替病人找尋答案，但有些病人與家屬卻只求一己的方便，罔顧醫療團隊的努力，實在令人洩氣。

在回國三年在慈濟醫學院當副院長，而後當院長的任內，我常以「醫病關係」在各醫學院或醫院演講，期待能喚醒我們的醫學生、醫生如何善盡醫師的天職，但如果周遭的大環境是這般的不合理，我們又怎能期待這些年輕醫師繼續做到我們的期許呢？如果社會大眾的求醫態度就有如到7-11的超商購物一樣，以「方便」為首要考量的話，我們又如何能使醫療人員發揮愛心重視品質呢？目前台灣還是不乏一些有愛心、有良心的醫師，而不是每個醫生都屈服於「企業管理」的淫威，或個人「物質享受」的誘惑，然而，如果社會大眾繼續這種「方便」重於「品質」的求醫態度，這些任勞任怨的「良醫」到底還能撐多久而不淪為高效率的「名醫」呢？最後我不得不提到，國內健保實施以來，國人的「一個病看三個醫生」的濫用醫療資源絕對不是當今美國醫界所推動的「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s)。因為我們的病人再看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位醫生時，本來看他的醫生並未被告知，所以兩位醫生也無從有會商的機會，更談不上分享過去已做過的檢查結果，以致我們的「第二意見」的醫生也就像第一位看他的醫生一樣，一切都從頭開始，而做了許多同樣的檢查，開了同樣性質的藥，等到病人或家屬失去耐心或信心時，又是依樣畫葫蘆，再找一位新的「名醫」，而又從頭開始。結果最大的輸家往往是這些可憐無知的病人，在四處求醫的折騰中，濫用了多少社會資源，也延誤了治病的時機，而最後才發覺病情日益加重，甚者回天乏術。

不容諱言地，台灣醫界應該自我檢討，這種平均三到五分鐘看一個病人的做法的確很難使病人心安，但病人也應該了解這種怕得罪醫生，而使醫生無法獲得所有真相的做法，最後害到的是病人自己。醫病之間，惟有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態度下，醫者才能以病人的福祉為中心，開誠佈公地共同努力找尋對病人最有利的處理，而在必要時，醫生可以主動幫忙病人「另請高明」，找尋最好的「第二意見」，並且能與對方連繫。健保當局應該更大力推動大眾醫學教育，「有求必應，開病人想要的藥」、「門庭若市，三五分鐘就看得懂是什麼病」的所謂的「名醫」並不見得是真正的好醫生，「藥往往都有副作用」、「藥吃得越多，不見得對身體好」的觀念也一定要推廣。否則，長此以往，我們有限的醫療資源在病人但求方便、罔顧品質的就醫態度下一定會坐食山空，而滿腔熱血的好醫生也一定會心灰意冷。